希望开放冻卵的汹涌民意和“卫生部专家”之间，谁对谁错?
文 | 36氪
参与访谈 | 梦美生命
01 冒险
38 岁的林薇站在台湾一家医院的手术室门口，肚子隆起，看起来精神涣散。在闻到消毒水味道的这一刻，她心中积攒的恐惧感终于达到了顶点。
“我从手术室里退出来，跟大夫说，我不想做了。因为我真的很害怕，也特别难受，感觉自己快晕倒了。”2019 年夏天，在打了半个月的促排卵针后，林薇的肚子像怀孕一样膨胀起来，走路吃力，人迷迷糊糊，“脑子好像没法思考了”。
促排卵是取卵前必须要经历的一个过程，用激素促进卵泡发育，使得医生可以一次性取出多个成熟卵子。
林薇这样并不是正常现象。她患有多囊卵巢综合症：正常女性的卵巢每月成熟一颗卵子后会自然排出，但多囊卵巢综合症患者无法正常排出卵子，而是把它们积攒在卵巢里。
“我一开始跟医生沟通的时候，他全程用英语。我英语没有那么好，一直听得云里雾里，不知道他有没有告诉我有这个病。”林薇对36氪说。未婚未育过的她此前对这个病毫不知情。
像林薇这样的单身女性，要冻卵就需要离开中国大陆去做。林薇的选择是美国，在被拒签后选择了台湾。
按原卫生部 2003 年修订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国大陆的未婚女性不允许在国内使用辅助生殖技术，包括冻卵。在实际操作层面，在中国大陆医院里想做冻卵，必须出示“三证”：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
过去十几年中，中国民众与这条法规一直相安无事。一来想冻卵的单身女性人数并不多，二来中国大陆虽然不让冻，但是可以去美国等地冻。直到近一年，希望中国开放冻卵的声音一浪大过一浪。今年5月两会期间，人大代表、“山东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生殖医学科主任医师”孙伟提出了“禁止医疗机构开展单身女性冻卵”的建议、“称“冻卵不是好的方法，早结婚生子才是”。愤怒的反对声如潮水涌来。
“不能因噎废食，单身女性也有生育自由。“
“这个管的就太宽了。“说实话
“建议取消这位代表的资格。“
“这位代表不提一下男性的理想生育年龄?不提男性25岁以后精子质量断崖式下跌并容易导致胎儿甚至孕妇健康出现各种问题的问题吗?”……
这些是微博上对这条新闻的高赞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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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美国疾控中心/CDC）
更早一点，2019年12月，30岁的徐枣枣因为医院不愿给她冻卵，对此提起了诉讼，这成为一时的新闻。人大代表孙伟接受媒体采访说，自己正是因为这场官司才提的反对冻卵案，因为冻卵再复苏成活胚胎几率小，是对资源的浪费，即使能生出来孩子，孩子有问题的几率也会变大。
也是这次两会，有政协委员提出了对单身女性“开放辅助生育技术，包括开放冻卵”的提案，与孙伟的提案完全相反。孙伟对此的反应是，“我是卫生部的专家”。
那么，希望开放冻卵的汹涌民意，和“卫生部专家”之间，谁对谁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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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女明星和普通人，20万和2万
在密密麻麻围着她的黑发记者中间，徐枣枣一头浅黄色短发十分显眼。在打全国首例“未婚冻卵案”的官司前，她特意去了理发店，交代理发师让她看起来“不好惹一点”。
但这个看起来不好惹的“杠精”女生，其实不太敢看社交媒体上关于她的讨论。
她心里有数，“一些人会说，你大可不必在国内打官司，直接去国外冻就好了。”她对36氪说。 “我杠是因为自己穷”。她这么总结。
冻卵很贵，只有小部分人负担得起——这是在中国大陆不允许未婚女性使用辅助生育手段下，冻卵的现实。
20万元，这是邱宙冻卵的花费：因为要去美国做冻卵，所以她找了一家中介，中介帮她搞定联系医院、翻译报告、传达医嘱等事情;先在中国私立医院打针做一星期促排卵;然后飞美国呆十天，做完取卵冻卵。
“说实话，(开始冻卵的)大部分是女明星，“梦美生命——联合创始人黄喆2013年开始帮助中国人去海外做辅助生育医疗，业务包含帮助需求者去美国合法冻卵。早期医疗费用1.8万美元，加上其他费用大概要二十万元左右，因此大多数顾客都是“女明星、女企业家、女高管”，她们除了思想前卫外，“总的来说有一个共同特征，有钱。”
过去三年，冻卵从一个针尖大的业务，突然出现了2-3倍的增长。梦美生命中国区域负责人：黄喆对36氪说，从 2013 到 2016 年，梦美生命的冻卵客户每年大概只有几十个，“很多人已经对冻卵有所耳闻，但真正去做的人并不多”。自2017年开始，冻卵客户开始每年成倍增长，直至去年已经有数百人通过梦美生命去美国做合法冻卵。
增长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赴美冻卵费用有大幅降低。
自2018 年起，梦美生命开始尝试用中美组合的模式——帮助需求者在中国用药促排，然后去美国取卵。以往赴美冻卵，需要在美国停留至少 15 天，完成促排+取卵整个流程。但实际上，在中国，虽然单身女性不能合法冻卵，却可以合法促排卵。这种中国做一半，美国做一半的方案大大缩短了时间和费用;一次冻卵的医疗费用从 1.8 万美元降低到了1万美元，如果再算上出行和食宿，总费用从 20-30 万元降低到了约不到 10 万元。
即便如此，做得起冻卵的人群，也只是从“针尖大”变大了一点点。36氪访谈的数位冻卵女性中，林薇自己是公司老板，个人年收入在 100-200 万左右;童善是女投资人;邱宙比较特殊，她只是携程的中层管理者，但由于携程创始人梁建章热衷研究人口学，携程是国内为女性管理者报销冻卵费用的少数公司。
邱宙自己冻卵的实际感受是：促排卵阶段给自己打针，这个的确有点烦人;而麻醉状态下的取卵手术，她并没感到痛苦，做完走出医院大门，她就自己去吃饭了。童善是去美国洛杉矶出差时顺便冻卵的。“我没太当回事，就自己开车过去，医生给你打上麻醉，然后一个标准化的小手术很快就结束。休息一个小时后，我就可以自己离开医院，打车回住处，把车先留在医院。”童善回忆，手术当天她腰部出现了比较明显的肿胀，但很快恢复正常。
在租来的房子里休息了两天后，她第三天就去了迪士尼乐园。“整个过程其实波澜不惊。对我就像出了一趟差一样。” 正因如此，今年两会期间孙伟医师给出“建议禁止单身女性冻卵”的理由之一——冻卵技术需要人为服用或注射激素，对身体损害较大——这个理由完全没有说服邱宙，甚至让她有些生气。虽然她几乎从来不参与社交媒体上热点话题的讨论，但还是在微博上为“支持冻卵”投下了一票。
“哪怕吃个饭都可能被噎住，什么事情没有风险呢?”邱宙说。“你要看比率的，对不对?以她的这个逻辑来说，因为有风险了，所以女性就没有这个权利了，我觉得这完全说不通。”
而且，“我个人认为(冻卵)不属于医疗资源紧缺的范畴。”在胚胎师王丽看来，当下医疗资源紧缺主要存在于慢性病和急重症，如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肿瘤、儿科等，而冻卵“非刚需，也非急重症，相反，近二十年来生殖领域的人才梯队迅速壮大，人力物力储备都很充足。”
冻卵法案的底色，更多是个经济问题。
这正是徐枣枣说因为自己“穷”，所以来打冻卵官司的原因。
“我工作四五年，在北京这种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因为不是北京户口，没有买房，房租也很贵。虽然我的收入还可以，但要是让我一下拿出十几二十万的钱，花很长时间跑到国外去做这个事情，我觉得很难。”徐枣枣说。
飞到国外去冻卵，徐枣枣觉得价格太高。“我们有需求，医院有资源、有技术。出国去冻劳民又伤财，为什么不能让政策稍微改一改?这种体制性的不友好，让个体非常痛苦。”因此，徐枣枣不仅是为自己“等不起”的卵子而战，也是为普通女性而战。“一个好久没见面的朋友告诉我，当知道这件大事居然是我做的时候，他心潮澎湃，为我感到骄傲。”“很多跟我有相似背景的女孩找到我，我们聊天的时候常有共鸣，经常聊着聊着就忍不住想握起双手。”
距离卫生部制定付诸生育法规已经过去了17年，中国无论人口结构、还是人的生活方式都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2015年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30岁以上单身未婚女性的规模已经扩大到了600万人，且约六成在城市。2020年的大龄单身未婚女性的数量只会更多。
呼吁开放冻卵的汹涌民意背后，正是这至少600万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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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Long Shot：比冻卵更难的事
5%——卵巢组织冻存库核心成员杜娟曾公开表示，这是每颗冷冻卵子的活产率。“成功率”的关键因素是冻卵女性的年龄，这直接影响“好卵子”的比例：30岁左右女性，冻10颗卵里面大概有5颗质量较好;40岁女性的比例变为大概9:1，10颗里面只有1颗质量比较好。
医生往往建议冻20颗卵子，甚至更多。这正是为什么徐静蕾做了好几次取卵手术的原因：要靠增加冻卵的次数，来多冻几颗卵子增大概率。年轻女性可能做一次取卵就够了，而大龄女性就要多做几次，梦美生命的黄喆说，这也是为什么有的顾客会一次买3个周期的冻卵套餐。
影响冻卵成功率的另一个关键因素是：由于卵子正处于有丝分裂的关键时期，冻卵极可能伤害这个进程。因此，直接做成受精卵、冻胚胎的成功几率，要远大于直接冻卵。但这对很多单身女性来说很难实现。
“冻卵前就一定要清楚，你选择冻卵，你就是选择了试管婴儿辅助生殖。”梦美生命黄喆说，因为大量女性在解冻卵子时都已经是高龄，“第三方辅助生殖”便必须进入考虑范畴。
今年 39 岁的林薇与 44 岁的邱宙都已经超过了医学上 35 岁的“高龄产妇”分界线。她们虽然暂时不打算解冻卵子，但却都已经考虑后期寻求第三方辅助生殖。邱宙已经有朋友在美国通过第三方合法爱心助孕，获得了健康的孩子。
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去泰国、去香港冻卵比去美国冻卵略便宜，而且离中国大陆更近，但“大多数人还是会选择去美国冻。”梦美生命副总裁王伯乾说，主要原因就是美国一些州允许第三方爱心助孕。“没有人知道自己的卵子会冻多久。如果她等到无法自然分娩时才决定解冻，那么在不允许第三方助孕的地区，冻卵其实就失去意义了。”
走到这一步，泰国曾经可以花十万元租一个女性的子宫，但现在已经成为法律禁止;地下操作更不可取，违法且隐藏风险十分高。客观的说，在第三方合法辅助生殖国家中，制度健全、法律手续通畅的无疑就是美国了，价格在一百万元左右。
“中国和美国试管成功率的区别核心在哪里?技术都差不多，经验也差不多，差别就在第三代技术的开放程度——第三代IVF是通过基因和染色体的技术去看健康程度、去确定每一颗胚胎中染色体有没有问题。”梦美生命的黄喆说。孙伟在反对冻卵时，一条担忧也是冻卵生出来的孩子健康有问题概率较高。
但如果第三代技术不能有效管理、被滥用，看到染色体也就代表能看到性别，“社会平衡就受到冲击了。所以说第三代现在中国能不能全面放开，多长时间能放开?无法确定。”黄喆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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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她们
在徐枣枣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候，她看起来都很有“女性气质”——“黑长直”的发型，一年四季都穿着裙子和带后跟的鞋。
1988年出生的徐枣枣说，自己在读研究生之前一直“很乖”，本来她也以为自己会和许多同学一样，在老家哈尔滨找份稳定工作，结婚生子。但是她考上了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开始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开始考虑自己到底是为什么而活;她毕业、逐渐在职场上获得晋升，“站在了一个更广阔的平台上，我的想法能够跟整个团队一起变成现实。”而结婚生子暂时不在她的人生计划内，现在的她也不再“扮乖”。
当她决定冻卵，去医院咨询时，“医生并没有从政策的角度做太多的解释，而是开始劝我，‘对于你这个年纪，生孩子是重要的，工作可以以后再做。你现在要紧的事情就是把结婚证领了，孩子生了，就不会想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了。’”
“我能感受到她完全是为我好，但是我心里很窝火。”如同一记软绵绵的拳打在心上，徐枣枣没有还手的机会，“我作为一个大龄单身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得到的此类催婚催生建议已经不少了，为什么我到一个专业的公立医院就诊，得到的还是这样的建议?”
邱宙结婚时，年龄已经过了超过了医学上“35 岁”即为高龄产妇的界定。“我不太想特别早结婚，因为一辈子就这么长，实际上一个人独处的时间是很短的。小时候和父母住在一起，大一点住宿舍和伙伴一起，如果工作后快速进入二人世界，然后生孩子，那么几乎就没有留给自己的时间了。”
“我大概是30岁才考虑要不要结婚，之前一直在玩。我自己的经济收入完全够负担生活，而且每年都能带父母出去旅游，过得很开心。后来结婚是因为确实遇到了一个合适的人，而不是因为外界压力。”邱宙说。她与丈夫都不认为孩子是婚姻生活的必要角色，冻卵是为了“给自己多留一种选择。”
今年44岁的童善没有结过婚、生过孩子。她在自己 27 岁的“待嫁之龄”投入到了非常忙碌的创业生活之中，基本上“嫁给工作了”。后来成功把公司卖给互联网巨头，如今是一名二级市场投资人，拥有自己的房产。“我到30岁以后，人生大决策都是我自己决定的，不论是买房、到哪个城市工作，和男朋友在一起还是不在一起。”
“我个人感觉，70后和85前的优秀女孩子会比较难找(对象)一点，因为这个阶段正好适龄的是70后男生，其实大男子主义比较多，要居家、温和，能够为老公放弃事业。不好意思我不是。”童善总结说，“我不会因此改变我的对另外一半的要求，或者选择去凑合去过人生。你也也可以解读为对很多关系不愿意作出妥协。”更年轻一代男性会好一些。
一个国家经济越发达，不孕不育率、晚婚晚育率就越高。中国生育率也正在快速下降。这背后的原因是经济发展和女性独立，女性可以选择不依附男性和家庭而存在。
“生育率下降是社会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因为冻卵技术，对不对?”对于认为冻卵反而会降低生育率的担忧，黄喆这么看。根本问题还是在于，中国如今的人口结构中，城市女性和底层男性人数偏大。而如今的社会文化中，女性多偏好不低于自身条件的男性，男性多偏好不高于自身条件的女性——条件好的女性和条件差的男性被“剩下”概率较大。
这是一个难以短期内解决的问题。
“今天的社会给了女性更多选择，所以有些女性就有机会去走前人没有机会走的路，那条路可能相对是无人区对吧?需要有人去探索。”童善说，像杨丽萍那样一生不育也应该被宽容，领养也是一种选择。如果女孩在结婚生育问题上有疑虑，“我觉得可以把冻卵当成一个选项，因为这件事本身不会伤害你，它更多可能是给你了一个兜底、一个保护。”
如果决定冻卵前，就知道会经历那些折磨，林薇还会去做手术吗?
“会的。”林薇回答说，只不过她会更谨慎，去选择更权威的医院做。“如果我选择要做的话，那怎么样都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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